今年前3个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投资贡献率为41.6%，外需贡献率为21.4%，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消费失衡、内需外需失衡等问题仍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增长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1．投资和消费失衡是五大失衡的基础性矛盾。
　　投资－消费失衡具有自我强化效应。高投资增长，使得资本过度替代劳动，一方面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就业增长下降，制约工资的增长。其综合结果就是企业利润高增长，居民收入低增长，消费低增长，进而导致高储蓄率、低利率。高利润增长率和低利率，诱导国内投资增长和外资流入，进一步推高投资增速。
　　投资－消费失衡又会加剧国际收支失衡。高投资形成高产能，产生过度竞争，压低产品价格，也压低了出口成本，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过剩产能必然追逐出口，使出口高增长；同时，高投资还会替代进口，降低进口增速。其结果就是贸易顺差增加。
　　国际收支失衡还会加剧人民币购买力内外失衡。高投资、高出口，大量消耗国内资源，带动上游价格上涨，推动下游价格上升；在盯住汇率制度下，贸易盈余和国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造成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产生流动性过剩，进而推动消费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国际收支顺差还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热钱流入，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同时，信贷投放过多，也使得投资反弹压力加大。
　　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购买力内外失衡又加剧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由于国内价格总水平上涨，实际利率下降，导致储蓄从银行向股市搬家，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推动股市过快上涨。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强，导致热钱流入加快，进一步推动股市上升。而股市上涨，又会吸引热钱流入，同时获取人民币升值和股市上涨的收益，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继续增加，这又会加快人民币升值和股市上涨。
　　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失衡则是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的必然结果。与消费导向的增长方式相比，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强度、污染排放强度都更大。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必然导致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超合理增长。
　　可以看出，尽管上述失衡问题相互影响，但投资－消费失衡是一对基础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另外四种失衡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2．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是直接原因。
　　我国的水、电、气、成品油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土地和利率也受到一定管制。同时，由于社会性管制的缺失，许多企业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很少，大多数企业的相关设施、投入未达到国家标准。这些情况导致劳动力、土地、资金、能源、环境容量等资源和要素价格水平大大低于合理水平，使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据笔者估算，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通过非法和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正常条件下至少节省了20％～40％的投资成本。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一方面使投资回报率和企业盈利水平过高，诱导投资增长和外资流入；另一方面还会降低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增加出口，并引起外贸顺差增大，进而引发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资源和环境消耗大等问题。
　　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还使得居民的工资收入、财产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和资源收入（主要是土地补偿收入）低于合理水平，使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2003年～2005年，我国名义工资增长的年均增速达12.7%，低于名义GDP（15.8%）和工业利润（28.7%）的年均增长率，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相对下降。近几年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不到1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不到6%，而政府税收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更快，2005年超过了20%，2006年达到了30%，今年前3个季度达到37%，这种分配结果必然是居民消费不足，而政府和企业投资增长过快。
　　向资本和政府倾斜的分配结果还使得国民储蓄结构发生变化。最新的研究表明，1999年～2003年，在国内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从48%下降到42.2%，企业储蓄从37.1%微降到36.1%，而政府储蓄却从14.9%上升到21.7%，提高了将近7个百分点，近2年这种走势仍在继续。政府储蓄的上升，不仅因为政府收入比重上升，还因为政府的公共性支出相对下降。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忽略本国对国外的转移支付），出口－进口＝储蓄－投资＋税收－政府支出，即：净出口＝储蓄投资缺口＋政府收支缺口。如果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政府收入大于政府支出，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近2年，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减顺差的政策，但顺差依旧继续增长，根源就在于此。
　　3．发展理念偏差及其导致的政府职能错位是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扭曲为以GDP增长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扭曲为效率唯一。战略扭曲的最大危害是造成了财税体制、官员激励机制扭曲，使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过度追逐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在很多地方，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目标，而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创造了GDP和税收，满足了政府的第一目标要求。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就发生了职能错位，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一方面打着发展经济、政府调节的旗号，极力控制公共资源，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行经济性管制，成为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性管制领域执法不严，甚至行政不作为，使得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比如，国家法律规定，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但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政府职能错位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廉租房等公共产品投资不足，使居民必须用个人消费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消费倾向下降。
　　二、通过科学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
　　低工资、低利率有我国特殊人口阶段的人口红利因素，但劳动力成本低，也有劳工保护不足、社保欠账太多等因素。其他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则主要是市场化改革滞后、社会性管制缺失的结果。因此，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失衡问题，就必须深化资源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性管制，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1．深化资源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我国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于能形成市场竞争定价的产品和环节，进一步市场化；对于自然垄断等不能形成市场竞争的环节，加强和改善政府管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资源所有权的“虚位”问题；二是对能形成有效竞争的能源产品推行市场定价，以及时、合理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三是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环节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主要是石油运输管网和天然气运输管网；四是形成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价格结构和比价关系；五是完善矿产权的招、拍、挂转让方式，并以边际使用者成本为依据进行政府干预。同时，还要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价格补贴制度。
　　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让产品的价格真实地反映出市场供求状况、稀缺程度和社会成本，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在短期内必然会导致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并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但在长期内，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遏制企业投资冲动，减小宏观经济波动，推动节能减排，也有利于国际经济调整。
　　当前，应特别注意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很多人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在国内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的情况下，过快升值不仅将削弱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得不偿失。因此，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加快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这不仅能有效解决投资－消费失衡问题，还能让国内的资源和要素所有者获得利润，共享改革的成果。
　　2．加强社会性管制。
　　加强政府的社会性管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完善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使生产者和执法者都有据可循；二是建立以社会性管制为核心内容的项目核准制，以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作为项目立项核准的主要依据；三是建立统一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遏制生产者的违规行为，使社会成本能充分内部化；四是建立能使成本内化的税收制度，主要是完善资源税税制，并提高石油消费的税负水平。
　　加强社会性管制还应研究资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的计算方法，并将其作为矿业权招标、拍卖出让的基准价格，提高资源的初始使用成本。
　　3．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国内需求，提高消费率。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对社会事业、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这样既可在短期内减少政府收支缺口，降低净出口，又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均衡性。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加大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同时，缩小公共产品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真正做到公共产品均等化。
　　上述政策能得到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发展理念的更新。为此，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从单纯追逐GDP、财政收入增长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二是改革财税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使权责匹配；三是纠正扭曲的激励机制，完善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官员的目标、行为与发展理念一致。
　　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深化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性管制，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说，唯有科学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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