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谈减税降费落实与评估

2019-05-16 10:43:40作者:张思佳来源:中国税务报浏览:47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目前已全面展开。就此,记者采访多位税务专家学者,结合他们的调查和研究,谈减税降费的市场反响、对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以及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建议。

调查:减税降费收获积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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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小微企业有活力,经济增长有动力。澳洲会计师公会今年对亚太地区10个市场、3607家小微企业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小微企业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逾半受访企业预计在今年增加雇员人数。

  澳洲会计师公会中国华北区委员会委员吴嘉源进一步分析说,有71%的中国内地小微企业预计在2019年取得增长,高于亚太地区受访市场的平均值69%,且领先于澳大利亚(47%)、新加坡(61%)、新西兰(63%)等发达国家市场。他认为,该结果反映出中国内地小微企业对自身发展的信心。

  降低小微企业税负是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的重点之一。澳洲会计师公会调查还发现,只有10%的中国内地小微企业认为税负会制约他们的发展。吴嘉源说:“这说明中国近年连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中国内地小微企业是相对幸运的。”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今年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比去年全年回升0.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统计数据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7.2%,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3月份制造业增长加速明显。

  德勤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宫滨结合亲身感受说:“作为一名税务专业人士,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和各个企业的税务总监、财务总监等高管甚至是董事长就税务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很多减税降费带给企业的利好。”他认为,今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针对性很强,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负;降低制造业税负,有助于经济脱虚向实;降低小微企业税负,可有效激发社会活力。

  数据亮眼离不开政策给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不仅有利于稳增长、稳就业,也会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强竞争力,可以起到固本培元、培育税源、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一举多得的效果。宫滨认为,近年来持续的减税降费,其红利效应不是几年来减税降费红利的简单叠加,而更是一个“复利”过程,会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持续性影响。企业税后利润的增加是量变,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是质变;众多企业的活力激发是量变,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是质变。

  吴嘉源认为,以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为例,从特定行业逐步扩大至各行各业,由重点扶持转向全面激励,近年来更在均衡行业间税负、充分体现税收中性、精简税制等方面不断向好发展。4月1日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降,会促进小微企业,特别是制造行业的小微企业不断向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博士邓欣观察到,中国减税降费能够有效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让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随之增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要考虑成本或税收因素,更多考虑中国市场有多大的增长空间,除了大幅降低增值税税率之外,今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上调起征点和实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有效减轻了工薪阶层税负,人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得到提高,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也进一步提升。”邓欣说。

  今年1月,澳洲会计师公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经济前景信心调查》显示,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税制改革,目前已得到市场的积极反馈。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税制改革是促进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其主要贡献包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增加内需和提升税制稳定性这四个方面。“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市场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和韧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嘉源告诉记者。

  落实减税降费需各方支持

  落实减税政策,税务部门要发挥骨干作用,但这不仅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各地区、各有关方面、各有关行业都有责任。专家学者表示,会持续跟踪研究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协助企业真正实现减税。

  减税能否真正减下去,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努力。邓欣认为,中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同时,应确保民生等重点支出。减税降费还富于民,意味着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增加特定央企和国企上缴利润等方式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弥补减税降费所带来的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邓欣还介绍了国外财政部门的一些做法,澳大利亚在减税时,为实现财政可持续,澳大利亚可能会削减对外援助、艺术等选民不太关注领域的支出,但前提是保障重点民生支出,以维护选民利益。

  毕马威中国税务合伙人冯治国认为,涉税中介除了要为国家出台各项减税政策提供前期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协助企业真正实现减税。一是协助企业准确理解税收政策内容。每项减税政策都有其适用群体、限定条件和具体要求,全面掌握这些内容是落实减税政策的基础,涉税中介应辅导企业应知尽知各项减税政策的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实施时间等内容。二是协助企业统筹运用各项税收政策。多项减税政策不断出台,涉及不同的行业和税种。若想达到预期减税效果,涉税中介应充分发挥其专业性,帮助企业统筹运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使企业充分享受到不同行业和税种的优惠政策。三是协助企业顺利衔接新旧税收事项。新的税收政策出台,会引起新旧税收事项的衔接问题,很多减税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如果新旧税收事项衔接不顺,容易产生企业未享受、交叉享受甚至错误享受的问题,涉税中介应高度重视。四是协助企业全面提升税法遵从度。企业享受各项减税政策必须合规合法,涉税中介应加强引导,避免企业滥用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和全社会的税法遵从度。五是协助企业加强内部税收治理。企业在经营规模、业务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各有不同,若想减税减到实处,涉税中介还应协助企业加强内部税收治理,把税收政策融入企业经营,实现企业财税一体化。

  宫滨也表示,作为税务专业人士,应协助纳税人当减时减,不该减时不减。税务专业人士应基于对税务法规的精深理解和对税收实务的精准把握,协助企业用对、用准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也应基于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积极为政府部门制定、细化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和操作规范建言献策,为落实减税降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吴嘉源介绍说,澳洲会计师公会对亚太地区小微企业调查始于2009年,2014年起中国内地主要市场被列入调查范围。通过“小微企业运营概况及信心指数”“主要影响因素”“创新科技”和“融资”这4个分析维度,对小微企业开展持续性的追踪和分析,帮助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的小微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以此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建立衡量减税获得感的指标体系

  减税降费既是减轻企业负担的重大举措,更是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一次性提升了32位,跃升至第46位。纳税指标排名提升了16位,提升幅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6位。

  世界银行在评价一国税收营商环境时,除了考察与减税降费相关的“总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还包括“纳税时间”“纳税次数”“税后流程指标”这3个二级纳税指标。近年来,中国简政放权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便民举措,包括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等。以税务为例,今年是全国税务系统连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第六年,突出减税降费这个重点,集成推出了22条具体举措,全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减税降费促进营商环境的改善,优良的营商环境也能保障减税降费的落实,为更好、更全面地评价、分析减税降费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向景建议,应把减税降费获得感纳入税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向景进一步解释说,世界银行税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初衷,是立足于政府监管视角,重点衡量税收营商环境监管过程中的程序、时间和成本,根本目的在于去监管化。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的真实主观感受,更具体、更具有实际意义。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15年2月,“获得感”一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被提出,并迅速走红。“获得感”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热词,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那么,对减税降费获得感应该如何衡量和解读?

  考虑到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税收与税源背离、地区间财力差异等现实因素,向景提出,一是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税情的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体系。合理运用消费者满意度经典理论,并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国家税务总局纳税人满意度调查,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减税降费对市场主体获得感影响的数理模型,并借助问卷调查、访谈、座谈、案例剖析等辅助性手段,开发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税情的衡量减税降费获得感的指标体系。二是运用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体系对税收营商环境进行评价。探索运用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纳税人和自然人纳税人的获得感开展连续监测、定期评估,既可以全方位反映出税收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降费效应,又能够精准分析出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异同及其原因,为下一阶段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广东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升民立足广东省实际,提出可在广东省先行先试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体系。一方面,广东省作为中国南方门户,肩负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任,省内还有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这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另一方面,近年来广东省税务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最早开始探索本土化税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承担全国首批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改革任务、率先发起“纳税服务体验师”等改革创新举措,这些都为广东省先行先试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体系,并复制推广至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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